香港正在沉没 广东怎么自救？

香港正在沉没 广东怎么自救？
偶然崛起&必然衰落：香港正在沉没 广东怎么自救？(下)
[三十年河东系列灌水之一]



(续前)
香港沉没了，广东又如何呢？

香港的地缘政治优势主导下的经济繁荣，当年并没有惠泽广东，反而因为铁幕两边的咫尺天涯，更强烈地导致广东人的自卑和香港人的自大。而且为了政治的需要，广东几乎成了香港的后勤基地，经济上沦为附庸（据说，连省港的粤语口音也是有一定区别的，不知道现在维护粤语的网民们是要维护哪种口音）。到了邓大人南海画圈后，做了百来年殖民地的香港，终于可以到广东乃至中国“殖民”了。港资和侨资是第一轮对外开放的主力“外资“，广东也因此形成了对外依赖性强的经济特点。这种典型的三来一补经济，在推动广东经济起飞的同时，也限制了广东经济的想象力。

广东的崛起，关键不在于什么勤劳勇敢（中国人到处都是勤劳的），更大程度上和香港一样，托福于倾斜的政策。中央只开放了珠三角，而把税赋重地的长三角牢牢抓在手上求稳。邓公晚年检讨过自己未能先开发开放上海的失误，所以，八十多高龄了他还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南巡施压。待上海一开放，长三角更为深厚的历史、人文、经济积淀，迅速喷发，便开始将珠三角抛在身后。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对比，已经快成了烂斛的话题，却也常议常新。五年前，闻声服务于澳洲的一家金融公司，应邀考察了广东七市，一路都在听当地市长或书记在夸耀自己的优惠政策，最后闻声在省政府的座谈会上感慨，在上海、浙江跑的时候，怎么就没听到很多优惠政策，人家更看重的是金融体系、产业配套等基础条件，这是否就是广东和上海的差距呢？此外，一涉及省情，广东老爱说自己是侨乡，有多少多少侨胞，这本身没错，中国的侨乡中广东无疑是老大，但广东官方代表团出访时，基本只和乡谊侨团打交道，作为领风气之先的广东，怎么可以自甘和其他侨乡一样封闭呢，为什么老局限在四邑五邑的小圈圈中，不面向全球6000多万华人华侨呢？要知道，广东毕竟是中国的广东、世界的广东，不只是广东人的广东，但如自己先把自己限定了，那格局怎么能弘大呢？

无论是在产权改革还是民营经济活力上，广东都远远地落后于长三角地区，以至于经济有点早泄症状，举而不坚、坚而不久。到了二十一世纪，广东居然开始频繁上演因产权模糊而导致的大戏，把“顺德”这么个经济腾飞的代名词，几乎变成为产权陷阱的代名词。广东这些年的产权纠葛，其实就是讲求“红帽子”的所谓苏南模式在崩溃时的翻版，其水平之低、演出之俗，我们也可以从改革开放大后方的辽宁（比如华晨汽车）看到同一类曲目。苏南在经历了产权纠葛的磨砺后，干脆另辟道路，专注于以产业链培育（不只是什么优惠政策）为方式的外资引进，倒抢了广东和上海的很多饭碗。广东在改革的深层探索方面，尤其是在制度层面上，与浙江相比，几乎无所建树，广东人和他们的同乡兼师傅香港人一样：目光短浅，死于安乐！九十年代中期，因为常为南方报刊写稿，与广东和浙江的企业家有不少接触，闻声就深刻地体会到，浙江人比广东人更有忧患意识，一是浙江的基础并不好，真正是在一穷二白中起步的；二是浙江人，尤其是温州台州一带的，因地瘠民贫甚至吃不饱饭，天生有危机感。发展到现在，换成了广东人该有危机感了，但真有了吗？

闻声最近查资料，看到2002年一份很有意思的广东与浙江的对比，是广东省工商局提供的，第一项居然是“注册资本金总额和注册资本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户数”，这两项指标，广东“名列全国第一”，“浙江都比广东少了三至四成”。说实话，看到堂堂政府机关把这个数据拿出来比，闻声真的为广东脸红，作为中国特色的鸡肋般的注册资金游戏，难道作为行家的工商局还当真了？在随后的比较中，差距就显现出来了，“早在2000年，浙江民营企业的总产值便达到了3562亿元，同期广东仅有浙江的3／4（2662亿元），到2001年，浙江民营企业总产值达4097亿，而广东不升反降至2440亿元。这一差距在2002年上半年继续扩大，浙江民企上半年总产值为2186亿，广东为1394亿元，仅为浙江的63％。”至于国家级的驰名商标和省级著名商标方面，“广东民企再次远远落后于浙江民企”。

除了那些林林总总的经济分析之外，除了所谓的心胸格局之外，闻声觉得，长三角与珠三角的比较中，十分重要的文化差异在于：江南人数百年来在政治上均十分低调，令他们比广东人更静心地埋首经济。举个例子，作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后来一直能维持改革先锋形象的玩意儿并不多，倒是不断地有文化卫星放出来，好象中宣部搬到了深圳似的，一会儿是“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会儿是“继往开来的引路人”，当然说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但怎么就没见文化更有底蕴的上海和浙江出这些祥瑞和颂歌呢？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个政府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把有限的精力放到了吟诗做赋上，别的地方当然就少了。

与广东乃至全国更多的别的地方不同，浙江经济是内在驱动的，资本是内在的，主要的或者说首先的需求也是内在的，这与“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出口导向”的广东模式有显著区别，有效避免了广东模式的技术未随资本进入、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此已导致严重的民生问题）、本土企业发展空间受挤压等问题，并且有效地应对了国际市场的波动。浙江的政府，尤其是温州，会鼓励、帮助自己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走出去，这样的“资本外流、企业外迁”，广东能做到不封堵、不设障就很难得了。据说，广东谈到台商从珠三角到长三角落户，一定要说成是“北扩”，不是“北移”。广东本地媒体为此感慨：“一字之差，彰显信心，显示对发展观、政绩观的不同理解。如果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看当前的经济总量，还看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看经济发展后劲，看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产出，看常住人口的平均GDP，那么，产业结构调整就不会这么难，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领导，为了片面追求本届政府的政绩，想尽办法留住一些按市场规律本应淘汰的企业，以保住任内的经济增速。” （粤浙经济的对比研究和探讨，广东近年也做了不少，不知道是否是曾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的张德江的推动？）

中国在发展，市场因素取代地缘和血缘因素是历史趋势，海外华人，尤其香港人是最知道水暖的鸭子，当他们都已经放下了虚幻的自大开始认真学习国语时，广东是该用激情的口水与想象中的敌人争夺语言地位，还是应该放下身段做些别的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