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于1927年在北京化名汪季新加入共产党（转）

汪精卫于1927年在北京化名汪季新加入共产党
下面来说说汪精卫的问题

蒋公说过：时事显其节。这个节就是气节，明显汪精卫是个没有民族气节的人。

抗战爆发后，其多次发表抗日必亡论调，为了他渴望的权利，面对日本人开出的条件，欣然接受了伪国民政府主席职位，成为倭寇“以华治华”的工具，可以说是他个人的悲哀，国家的悲哀，民族的悲哀。

1938年12月29日，汪出逃越南，宣布脱离中央。翌年元月，国民党开除汪的党籍，并派人劝其念民族气节悬崖勒马，后未果立派军统谍报人员暗杀之，可惜天不予我。随后三月汪在会晤倭寇和华北伪政府官员后，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这下汪有了政府，有了军队，有自己的钞票，但汪心里清楚，自己不过是傀儡。《日汪协定》基本把汪伪政府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但为了权利，汪精卫全都认了。在汪日之间积极搞搭线活动的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在看到《日汪协定》后，感叹到：“条件之苛刻，尤甚于民初之‘二十一条’（汪接受了袁没接受的倭寇控制军队的条件），……置我国于附庸，实陷我国于死地，殊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欲走。”随后二人同逃往香港。

从本质上说汪精卫又是一个权利欲望极强的人。其欲望之强绝不下于蒋毛二人，然其民族气节则无二人坚定。而个人气节也不坚定，作为一个坚定的反共人物，1927被蒋排除出国民政府权力中心后，居然在同年通过其妻子的途径，在北京化名“汪季新”（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为了权力是什么违反原则的事都能做出来，更别提他成为中国最大汉奸的举动了。汪的行为实乃个人权利欲望和卑劣人格气节化学产物。

我们再来看看党对汪叛逃后作出的反应

“新环境中（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敌人的方针，必然集中于反蒋反共，建立全国性的汉奸政府，企图推翻蒋委员长，推翻国民政府，破坏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针对着敌人的这种方针，全民族的第二任务，在于号召全国，全体一致诚心诚意的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拥护全国团结，反对敌人所施任何不利于蒋委员长，国民政府，国共合作与全国团结的行为，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统治中国。”（毛泽东：《论新阶段》）

可以说，无论国共都看清了，日本妄图分裂抗战力量的险恶用心。那为什么还要把汪的板子打在国民政府或蒋公头上？难道就因为他曾经是国民党党员？那他也曾经是一位共产党员。

再谈一点，蒋公有没有“消极反日”？

一个正常人站在日本人立场上，面对是否真的是——国民党军队的“消极反日”，共产党军队“积极反共”，只要看看倭寇对国、共双方的态度，就能说明一切。如果日本人认定，蒋公或蒋公的国民政府是抗战八年的中坚力量，那么倭寇肯定会想尽办法“除掉”蒋公或其他国民政府领导。反之，共军若是抗日主力，日军也避先除之而后快。

对于排斥国民政府的手段，最著名的是近卫内阁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敌手”和另立汪伪的手法，妄图贬低蒋的国民政府为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但国民政府随后发表政府移驻重庆，立重庆为战时陪都的宣言，对世界宣告——中国的政府还在抗争，她就在重庆！

战时，延安是否遭到没完没了无休止的疯狂轰炸？毛泽东老家有没有被日军疯狂破坏？毛的指挥所有没有被疯狂攻击？

答案都是没有！

反观国民政府方面，从上海到南京，从武汉军事委员会到重庆军事委员会，无一幸免于轰炸；从桂林行营到蒋公家乡浙江溪口，无不惨遭破坏，日军轰炸浙江溪口是毫无理由的，溪口既非战略要冲也非工矿集中区，惟一原因就是蒋公的老家，其中蒋经国亲生母亲蒋夫人被炸死，蒋方良的教师也被炸死；更有著名的重庆大轰炸，欺负中国军队没有雷达，调整轰炸机飞行路线时间，导致重庆长时间处于空袭警报的“疲劳轰炸”中；最可气的是位于成都、重庆间的三等县乐山也惨遭狂轰烂炸，原因就是倭寇军方情报人员探知蒋公要在乐山县召开军事会议，于是纠集数十架轰炸机轰炸乐山，导致两千无辜居民伤亡。

任何正常人都应该想的出来，假如蒋公他“消极反日”，却“积极反共”。他日本人有毛病？放着这么一个“消极反日、积极反共”的潜在盟友不利用，还天天打他、骂他、轰炸他？再跑去找汪精卫那无兵无权的垃圾？

如果共军积极抗日，日军怎么一点大动作的“表示”都没有？最少也要狂炸下延安，再炸下毛老家，发泄下怨气。

如果共军积极打击日军，日军怎么会把共军当作治安维持对象？

如果共军牵制大量日军，甚至声称牵制了三分之二的日军，那日军如何能在一个月内从共军活动的主要地区华北筹集足够的粮草，又能从华北先后抽调集中进五十万人投入其他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