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愤世嫉俗的作家 （转载）

李翔 ---  柏杨:愤世嫉俗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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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29日晚上十点半，台湾作家李敖接到了柏杨打来的电话。柏杨“很神秘、很紧迫”，“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
后来，李敖发现，这天，由于“大力水手”事件，柏杨的夫人艾玫被治安机关约谈，长达十五个小时，“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所谓的大力水手事件，是指柏杨夫人艾玫当时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其中有卡通栏目，使用的是大力水手漫画，其中一期，讲述大力水手父子二人在一个小岛上各自竞选总统。大力水手竞选总统时的开场“Fellows”，被翻译成“全国军民同胞们”。这被认为是在暗讽蒋介石和蒋经国。但是究竟是由谁翻译，却仍然存疑，在柏杨因此受牵连入狱之后，柏杨在给友人的信中力辩，这是由一个大学女生颜素心翻译，而他只是代为誊写而已。但此后柏杨因为入狱而成为英雄，媒体在提到大力水手事件，称由柏杨翻译时，再没有看到他的公开反驳。
第二天，柏杨本人也被约谈，随后就是他将近十年的牢狱生涯。他在写给旅居美国的物理学家孙观汉的信后颇为悲切地附言说：“心情万分沉重，语无伦次，这是我们相识以来第一次以私事告先生，百感交集，再见、再见、再见。”
将近十年的牢狱生涯带给柏杨的，是一次婚姻破裂、三本历史著作、扬名海外的国际声誉，还有一个间接后果，就是那本著名的《丑陋的中国人》。他和他的夫人艾玫最终反目相向；他说自己在“火炉般的斗室之中，或蹲在墙角，或坐在地下，膝盖上放着用纸糊成的纸版和着汗珠”，一字一字写成了这三部中国历史书稿，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人史纲》；包括《纽约时报》、《新共和》在内的西方媒体都报道了柏杨入狱事件。但让他在华人世界的名望抵达极致的，却是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的名字来自于他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一场演讲。在演讲中他激烈的抨击中国人的各种弱点，包括中国人的吵闹，中国人的不能团结和窝里斗，喜欢掩饰自己的错误和容易自我膨胀等“劣根性”。
在另一篇演讲词中，他将中国文化比喻成“酱缸”。在他的眼中，“盖中国五千年来铸成的大酱缸，把侠义情操和同情心都酱死啦，酱成了冷漠、忌猜、残忍、无情”。
必须承认，到今天我重读他的这两篇文章，我没有丝毫的激动。这种依靠偏激言辞来博取注意的做法，在那个年代却让整个华人世界沸腾。对于我而言，我会更加偏爱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在对所谓“劣根性”的批判上，他们都深受鲁迅的影响。而鲁迅不能忘怀的，则是我偏爱的另一本劣根性研习作品《中国人的性格》。

没有人知道鲁迅在读完阿瑟.H.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之后，究竟是何反应。尽管到他去世时，仍然没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现——目前我们在市面上能够看到很多版本的这本书的翻译《中国人的德行》、《中国仁人的素质》或者《中国人的特性》——但是毫无疑问，这位传教士的论述让鲁迅印象深刻。
这本书的论述再加上鲁迅本人的经历，让青年学生周树人开始认识到，仅仅医治一个民族的肉体是不够的，比这更重要的，是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的灵魂污点。从此之后，他开始发起对所谓的民族劣根性的批判。他一生中几乎所有的文字投枪都是针对这个敌人而发的，有时候甚至不无偏激和敏感。
在这本书中，阿瑟.H.史密斯第一次尝试用一种较为系统的方式来描述所谓中国人特性。他用了27节来论述中国人性格上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显然，后来的中国作家们，包括鲁迅，记住的都是他那些不留情面的带有伤害性的语言：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忽视精确、有欺瞒的才能、智力迟钝、麻木不仁、没有公共精神、缺乏同情心、互相猜疑、缺乏诚信⋯⋯
或许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作家能够同时在抽象、深刻和系统上超越阿瑟.史密斯。他似乎只是以一种漫不经心的口吻谈论异国的人物，但是却在西方世界和中国取得了同样的成功。他击碎了西方人对于神秘而优雅的东方的幻象，同时提供给中国的精英和知识分子一面忠实的镜子。他在西方的读者包括罗斯福总统和费正清已降的汉学家，东方的读者中则以鲁迅最为著名。
鲁迅以另外一种方式忠实于阿瑟.史密斯的描述。他从没有尝试过去另外建立一个系统，也没有就这一主题长篇大论，但是他把阿瑟.史密斯的论述具体成了小说中的人物，以及他杂文中的锋利语词。
这一传统在东西方都有它的门徒。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在西方人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书中，读到阿瑟.史密斯的身影。在《华尔街日报》记者James McGregor2005年出版的《百万消费者》里，每一章节后他用一个“商业红宝书”来概括到中国做生意所需注意的事项，其中仍然有关于中国人如何贪婪和缺乏契约精神的论述。
这种警惕心在中国作家的笔下，更多表现为一种批判性。国民性批判的传统，鲁迅之后的最杰出继承者都来自大陆之外。他们中至少包括以下几位作家和历史学家：柏杨、孙隆基和龙应台。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来不惮于使用最具杀伤力的词语，也不会忌讳会被人批评为以偏概全，甚至毫不顾忌可能存在的硬伤。他们普遍使用的强势语言让人生畏，但是却也能激起很多人的反思。在某个年代，大众偏爱这种煽动性的语言，喜欢作家披上忧心忡忡的激愤外衣。他们的作品也都曾经洛阳纸贵。
孙隆基是另一个尝试将自己对国民性的批判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作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至少在框架和篇幅上都达到了这一目的，唯一的缺憾是他免不了前后重复。而柏杨和龙应台则倾向于情感的宣泄和道德的义愤。他们无一能够达到鲁迅在文学上达到的高度，尽管柏杨曾经声称自己的杂文比鲁迅更好。至少在我的判断标准下，柏杨算不上一个好的作家。他的贡献在于他又一次强化了之前渐渐归于平淡的启蒙功效，用他的失望和愤世嫉俗迎合了一个时代的失望和愤世嫉俗。
这种劣根性批判的路径选择自从五四后期胡适和鲁迅分道扬镳之后就一直存在。胡适和鲁迅所选择的两条路径截然不同。鲁迅所选择道路是依靠对国民性的揭批来达到启蒙效果；而胡适选择的路径则是通过制度建设来达到构筑效果。这就使得鲁迅选择了短小精悍的投枪和匕首作为武器，比如短篇小说和杂文；而胡适选择通过政论甚至参与政治作为手段。
胡适的为人为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堪为师表的。他的包容性，他对自由和民主的理解，确实超出同时代的中国人之上。学者邵建在《胡适与鲁迅》中说，在五四的三个旗手胡适、鲁迅和陈独秀中，竟然有两个是不懂民主的。而鲁迅则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在一个平和时期，性格偏激、用语刻薄如鲁迅，恐怕很难进入主流话语圈，更别提成为“青年导师”。鲁迅的愤怒投射出一整个时代的愤怒。而在这一整个时代的愤怒面前，一向秉持宽容的自由主义的胡适，倒会显得手足无措。胡适的态度是建设性的，而在他生活的时代，人身上的破坏性被社会和大众喜好并且鼓励，“正义的火气”得以宣泄，“动物上阵”（用动物骂人，比如鸟、猪、蛆）也没有人以为不雅。
这两种路径的选择一直会延续到今日：试图通过质疑国民的劣根性以警醒他们来达到启蒙目的；和通过完善和建构一种制度来达到建设目的。柏杨选择了前者。将近十年的狱中生活让他无可避免的拥有一股“正义的火气”，这种火气的宣泄是泛泛而指的对劣根性的批斗。而用汪荣祖的话来说，“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我认为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
汪荣祖对柏杨的误解正在于，他们选择的是不同的路径。汪荣祖并不能寄希望于柏杨像雷震、李敖、施明德那样，发起的是针对一种制度的斗争，和试图架构一种新制度的努力。毕竟，从鲁迅开始，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从来都是回避过于针对政治和掌权者的批判的。
当89岁的作家于2008年4月29日逝世之后，尽管他曾经的论敌们仍然活跃，比如李敖和汪荣祖，但是所能看到的，都是对这位愤世嫉俗的作家的赞赏。这并无过错。只是无论如何，类似于胡适和鲁迅的路径仍然存在，是更具建设性，还是更加愤世嫉俗的批判？